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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全部大清朝廷“札饬商办”，用今天的话讲是“首批混合所有制改造试点”；直隶总督李鸿章出手“奏准设局”，则“李鸿章概念股”，比“黄光裕概念”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轮船运漕”，每年几十万两白银旱涝保收，绝对的“高科技政府项目”，比起挂风帆的沙船运漕，妥妥的产业升级。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上图就是“中国第一股”的票样，只看上面的文字代表的意味，足有亮瞎时下股民双眼的效果。
大清朝廷“札饬商办”，用今天的话讲是“首批混合所有制改造试点”；直隶总督李鸿章出手“奏准设局”，则“李鸿章概念股”，比“黄光裕概念”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轮船运漕”，每年几十万两白银旱涝保收，绝对的“高科技政府项目”，比起挂风帆的沙船运漕，妥妥的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加混改”题材集于一身，又是国内独家“特许经营”轮船（当时的高科技）运输企业，刚一出生就捧上了金饭碗，更何况1000两一股的股票，先交500两就能拿走，无论盈亏，股东每年都有1分的官利，也就是年固定股息10%。
不幸的是，轮船招商局初创之时，招股极其困难，按照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的说法是“招股年余，无人过问。”
在此之前，李鸿章对于自己这套“官商合办”的手段颇为自得，于1872年12月23日《试办轮船招商局折》中述及：
“迭据禀称：会集素习商业殷富正派之道员胡光墉、李振玉等公同筹商，意见相同，各帮商人纷纷入股，现已购集坚捷轮船三只。”
可见李鸿章对于胡雪岩（胡光墉）主动当“肥羊”给予了厚望，起码做个千金马骨，引领商人入股也是正办。不想事到临头胡雪岩以“畏洋商嫉忌，不肯入局”，搞得李鸿章只好从天津练饷钱中拨出20万串（编者注：还记得盛宣怀的煤矿本钱吧？），不足部分，让总办朱其昂（注：沙船商人）自掏腰包垫付，经营更是举步维艰。
以胡雪岩为首的买办、钱商，按照今天的说法是“银行家”，深知胳膊拧不过大腿，李中堂要和你合作“高新技术产业”，说好听是生意，说不好听了就是命令，真进了董事会，反倒要跪着听招呼，何苦来哉？
至于说暴利诱惑就更是谈不上了，10%的年收益率，在李中堂看起来是不少了，毕竟当时广大农村的土地利润率只有4%左右，但在胡雪岩、李振玉、南浔四象八牛之类的大商人眼里，根本就不够看。
当时仅仅内地贸易的利润率即可达20%，国际贸易的利润率更多达40%，沿海商人平均利润率也能到30%左右。（郝延平[美]：《中国近代商业革命》）
在正常贸易之外，还有白银铜钱兑换的投机、银两与银元的投机、票据的投机等等伴生的机遇，胡雪岩、李振玉都是钱商出身，可谓此道的行家里手，操盘利润还要翻番。
因此，不仅胡雪岩等人不玩，江浙买办圈子也少人问津“轮船招商公局”这个“大型垄断国企”，原因很简单，没人愿意自掏腰包给李鸿章制造一个“爱国大玩具”，同样的“玩具”，在前几章里就提到过，盛宣怀的湖北煤矿、铁矿，终究只是个骗财政拨款的故事罢了。
李鸿章是一个合格的官僚，此路不通换条路，“官商合办”不可取，“官督商办”行不行？江浙商人不热心，广东买办行不行？
1873年5月，挂牌开张半年的“轮船招商公局”又换了牌子，改名“轮船招商总局”，企业改为“商办”，规定商股自负盈亏，官方只起监督之责，前期付出了巨大成本却办不成事儿的总办朱其昂退居会办，李中堂娴熟地完成了一次“卸磨杀驴”。
接任总办的是广东香山商人唐廷枢，他的身后跟着两位名人——香山人郑观应、香山人徐润，香山买办小圈子基本掌握了轮船招商总局，此后十余年间，局面完全翻转。
1875年，在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等外商联手压运价的恶劣形势下，轮船招商局盈利15万余两；1876年，盈利34万余两；1877年，轮船招商局斥资200多万两白银买下旗昌轮船公司，仍盈利45万余两；1879年，运价回归正常，盈利翻倍，直超76万两。
公司治理水平飞跃，盈利能力节节攀升，1874年轮船招商局又开始发放10%的高额股息，利好消息不断，股价却仍然不温不火。1876年，已经改小面额到100两1股的招商局股价仍在40-50两徘徊。
奇怪吗？根本不需要喊冤，因为当时外资企业的股票也没几个人看得上，简言之，市场没培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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