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和籴”主要表现为某些非常时期的抑配征购行为，且多为政府强行抑配
“和籴”主要表现为某些非常时期的抑配征购行为，且多为政府强行抑配。名曰“和籴”却一点也不“和”，“棓头打出和籴米，丁口签来自愿军。”金末诗人李节的诗句揭露了“和籴”的真相。 金朝后期百姓“和籴”负担很重。崇庆元年（1212 年），南宋贺正旦使程卓回程中途经过真定府，闻“车夫怨言征取之扰，自常赋外，有曰和籴，又曰初借。前途言者亦如是”。这里的“初借”，可能更是不支籴本的平白勒取。由于不堪“和籴”重负，不少百姓流亡他乡，“兴定元年，上颇闻百姓以和籴太重，弃业者多，命宰臣加意焉”。说明“和籴”已成为百姓重要负担。
金末和籴之最为后人诟病者，莫过于“阑籴”一事。宣宗南迁以后，黄河以北屡经兵火，田野荒芜，百姓无食，于是有商人从河南贩运粮食到河北牟利，金政府为解决内部粮食供应不足问题，于宣宗贞祐三年（1215 年）八月，“增沿河阑籴之法，十取其八，以抑贩粟之弊，仍严禁私渡”。阑籴的实行等于是断绝了河北的粮食来源，因饥饿而死者甚重，河北行省侯挚上凑请罢此法：“今河朔饥甚，人至相食，观、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殍殣相属。伏见沿河上下许贩粟北渡，然每石官籴其八，彼商人非有济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来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无有，谁复为之。……愿止其籴，纵民输贩为便。”
可见，金政权面对经济残破的局面，虽力图采取种种措施加以挽救，但不啻于涸泽而渔，哀怨四起，只能加速其灭亡。
军须钱是金代政府财政收入中甚为重要的一项，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税额一般不会很高，而一旦发生战争，庞大的军费开支仅靠正常的岁课无法解决，不足的部分就以军须钱的名义向百姓征敛。 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 年），金军北伐阻卜，“以军须所费甚大，乞验天下物力均征。拟依黄河夫钱例，征军须钱，验各路新籍物力，每贯征钱四贯，西京、北京、辽东路每贯征钱二贯，临潢、全州则免征。”此次军须钱的征收以承安三年通检推排所定的物力钱为标准，每贯物力钱征军须钱 4 贯，当时物力钱总额约 258 万贯，军须钱 4 倍于此，则为 1034 万贯，考虑到西京、北京、辽东路减半及临潢、全州免征，实际征收额应近1000 万贯。试想这只是金朝对外的局部战争，军需所耗就如此巨大，世宗年间的政府年收入也就不过 1000 多万贯，战争影响可想而知。金朝后期，蒙古大举进攻，又有与西夏、南宋的战事，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军费对财政的需求，都远远超过金与阻卜的战争。而特别是在宣宗南迁以后，国土大部沦丧，正常岁课多不可能，只能通过追加军须钱来应付军事开支。
关于金代后期军须钱的情况，史料很少，只能从只言片语中看出些眉目。《金史》卷 14《宣宗纪上》载：贞祐三年（1215 年）七月“诏河北郡县军须并减河南之半”。当时宣宗已经南迁，河北屡遭兵祸，地方割据严重，许多州县已不在金政权直接控制之下，这种情况下，金政府仍在河北征收军须钱。说明军须钱在金末的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已成为财枯力竭的金政权的救命稻草。军须钱纳期的变化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在章宗承安三年以前的军须钱是“周年三限送纳”，后因对阻卜的战争改为“半年三限输纳”。88到宣宗兴定三年(1219 年)，有记载：“免单丁民户月输军需钱”，可知南渡以后已经改为一月一输。纳期的紧迫说明军费开支越来越大，也说明政府财政日益恶化，已经无力支撑。
金朝末年，由于经济困窘，政府为挽救残败的财政，通过滥发纸币以剥削人民，却无雄厚的准备金作为纸币的基础，引起纸币贬值势在必然。其发行量之大超过历代。从宣宗贞祐二年（1214 年）到金末 20 年间，屡变钞之名目，但钞价却不断跌落。贞祐二年（1214 年）发行贞祐交钞，后又改为宝券，但不到一年，就“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交钞贬值已至千倍。到贞祐四年（1216 年）八月，据平章高琪奏：“今千钱之券仅直数钱，随造随尽，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将滋甚。”
兴定元年（1217 年）又发行贞祐通宝，“凡一贯当‘贞祐宝券’千贯”，“通宝四贯为银一两”。不久又跌价至八百贯当银一两。兴定五年（1221 年），发行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从宝券到宝泉，纸币直接贬值了 4000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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