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说史•为什么掌声不能送给这样的“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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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  “掌声送给社会人”这是当下不少青年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虽然说这话的人大部分都不理解“社会人”这个概念,但不妨碍他们在各大小短视频平台上,将阵阵掌声送给他们

  “掌声送给社会人”这是当下不少青年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虽然说这话的人大部分都不理解“社会人”这个概念,但不妨碍他们在各大小短视频平台上,将阵阵掌声送给他们。

  过去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大单位小社会”,这指的是过大型国营企业,它们动辄几万乃至上十万的职工,统一分配岗位和吃住,很容易就能模拟出一个“小社会”,这种情况有个专有名词--单位共同体。

  所谓共同体在城市中的表现就是“社区”,按照芝加哥学派的说法,所谓社区就是“占据在一块被或多或少明确地限定了的地域上的人群汇集。但是一个社区还不止这些。一个社区不仅仅是人的汇集,也是组织制度的汇集。社区与其他社会群集的最终的、决定性的区别是组织制度,而不是人。

  中国的情况则略有特殊,与欧美现代城市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同,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单位共同体实际上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明危机与社会重建的产物。1948年东北率先解放后,在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等城市革命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单位制开始呈现出雏形。而到”一五“期间,以超大型国有企业的建立为契机,”典型单位制“开始形成,并由工业企业向政府和事业单位施展,成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体制基础的制度架构和组织单元。

  单位共同体的空间形态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尤其是在”生产与生活高度合一“的超大型工业社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占地面积大和高度集中等特点。以单位大院为载体,单位人及其家属体验到强烈的”单位办社会“的氛围。浓郁的单位氛围使得这一空间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体制性的限制使得其员工无法走出单位的辖区,缺乏社会流动。

  同时,单位的封闭性自然带来“排他性”。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使得单位人充满了一种优越情节,人们也不愿意轻易离开单位空间。此外,作为生活共同体和关系共同体,单位共同体也是建立在一系列真实的制度体系的基础之上的。诸如:工资制度、福利制度、党政双重体制、奖惩制度、福利分房制度、厂办大集体制度、子女接班制度等等。正是依靠上述制度体系,才能构建出单位共同体赖以存在的社会物理空间和关系空间。

  建国后,国家将这种组织结构从工厂延伸到商店、学校、医院、党政机关等社会的各种组织和机构中,将其变成“单位”。单位几乎垄断了所有与成员有关的社会资源,单位人完全依附于国家,从而形成了一种集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功能于一身的高度合一的综合性社会管理体制。

  而然,虽然各个单位都尽力了,但是要完美地包括社会的一切职能还是不现实--因为成本太高了。

  打比方一个有着十万以上员工的钢铁厂,可以给它的职工集体宿舍,让他们吃住一起,从而完美融入集体生活,也能给他们员工食堂,让十万人都吃上大锅饭,给每个员工一套制服,让他们看起来犹如工蚁一般,更是不在话下。

  但是,人的欲求是无限的,比方说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子都有烟瘾,无论是处于交际目的,还是满足自身生理需求,每天都要那么一两包烟。诚然以大国企的经济能力专门造一个烟草厂并不是问题,不过那样做就得专门从外部引进一套生产线,还要有专门的进货渠道和零售网点。做完这些还不算结束,需要给那些烟草生产线上的工人一样的宿舍、食堂、制服等等待遇。

  同理,还有小到汽水、冰棒,大到彩电、收音机之类的工业产品,都是一个模拟真实的社区,却靠生产单一产品的单位共同体“不可完成的任务”。

  如前所述,这么做成本实在太高,没有几个国企领导会选择这么做,所以除了必要的物资和生活条件外,大部分的需求还是由外界真正的“社会人”所满足。特别是在改开之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系下,各类生产生活用品调拨方式越来越僵化废弛的情势之下,真正的“社会人”越来越成为维持大社会和“小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存在。

  解释完这点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那些短视频平台上标榜“社会”的所谓的“社会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社会人,而他们之所以收到如此多的掌声,和他们走出计划经济后的表现有很大的关系。

  在那个强调集体,重视统一的年代,相同的家庭生活环境,差不多的经济水准,类似的教育经历让那些大型单位员工的子女有着高度的抱团性和排他性。如果这种“共同体”从他们的原生环境出来进入社会,就变得非常团结而具有集体性,因为外界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完全不一样的竞争机制让他们极其不适应,迥异的生活环境让他们感到害怕,相反的思维更是他们的自我防卫机制启动。

  “外人不可信,肥水不流外人田,共同体下长大的孩子会抱团”。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大量展现大院子弟在改开初年生活境遇的影视剧,特别喜欢把更赋有社会契约精神的南方地区描绘成遵守弱肉强食法则的“城市森林”。

  相信和东北地区,尤其是大型国企的子弟探讨为什么南方经济发达的时候,他们都会表示--因为奸诈。他们不相信契约精神,拒绝承认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在竞争上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宁可相信南方全是诈骗犯和卖假货的,也不愿意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健康的商业环境。在这种心理下,还有什么是比原本一起长大的伙伴更可以被信赖呢?

  于是,“单位人”在变成“社会人”后,会显得极其抱团,而生产线的记忆,又让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显得比原子化的其他市民(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来的更为高效和有组织度,从而获取成功。这种成功又会反过来加深他们错误的印象,认为只有和“自家人”抱团才是在臆测出的“骗子遍地”的南方地区的生存法则,从而促使后来者抱团排他。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经说过,人类有着各种各样的需求,这种需求需要专业的人员去满足。而让他们满足你的方法不是让他们觉得“这么做会对你有利”以激发他们的利他性,是“这么做会对他们自己有好处”以激发他们利己心态。后世经济学家讲这种人称之为“经济人”。而亚当斯密认为:人(摆脱工业化社会下,自然人属性的经济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必须加以鞭策。于是,在这些思路的指导之下下,有了近现代企业的各种管理制度、模式等等衍生品。

  而在一定的时空内遵循近现代企业发展模式的单位共同体中,“单位人”们彼此满足需求,但这显然不是一些人幻想的那么美好和无私,一样需要某些报酬。就像那句“我为人人”一样要对应“人人为我”,不存在大公无私为了集体和他人不断付出的人,尤其是在那个困难岁月,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至于“单位人”的经济行为更是多到不胜枚举,小到和食堂阿姨搞好关系,让你的饭食多那么一点肉,大到和实权的领导关系处好,用来给自己或者亲戚朋友进行人事调动。而对方的收益也不一定是红包,可能是长期的恭维或者一些事情办得舒服,但对他们而言这些都属于“价值”。

  所以,这些单位共用体里的职工是当之无愧的“经济人”,他们无法摆脱自己的共同体,根本无法算作是自由劳动力,只能成为特殊时代下特殊的“经济人”。

  既然这些怀揣着“单位共同体下的经济人”思维行事的所谓“社会人”,不应该接受掌声,那么我们应当把掌声送给谁?

  人类社会进入18世纪以后,先贤们就注意到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分工就显得越发重要,一个制作流程如果让两百个人独立完成,那么到最后什么也得不到,成功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两百个人各司其职却又互相配合,这样才能按时完成订单。比如完成大如一艘军舰、一栋房屋,小似手机、电脑,这样精细的产品,动用的各种社会资源涉及到某一个或者几个行业的各个方面。

  这种细密的分工同样能应用到整个社会,人们从刚出生的“自然人”发展到为自己谋求利益的“经济人”,最后当所有人的利益完成整合,在自己所属的位置既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他们自然就转变成了“社会人”。

  和“ 单位共同体”孕育出的“伪社会人”不同,他们是真正的未来,而不是某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所产出的特殊的历史产物。

  相信有一天,随着计划经济的彻底故去,真正的社会人将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也将会赢得真正属于他们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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