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原标题：李志峰 高慧 张忠家：知识生产模式的现代转型与大学科学研究的模式创新 作者简介：李志峰，武汉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高慧，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武汉 430070；张忠家，长江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荆州 434023
原标题：李志峰 高慧 张忠家：知识生产模式的现代转型与大学科学研究的模式创新
作者简介：李志峰，武汉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高慧，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武汉 430070；张忠家，长江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荆州 434023。图为2014年5月29日下午，武汉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李志峰教授应邀做客江西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论坛，作“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与当代范式转型”专题讲座。
内容提要：知识生产方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表现出知识生产的情境化、集体性和跨学科协同性，知识生产的主体多元性和组织多样性，知识生产的社会责任性和杂合式的质量控制标准等特征。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对大学科研的理念、目的、地位、组织结构、科研评价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兴趣主导、以学科为基础、“为知识而知识”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代知识生产的内在复杂性及大学科学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知识生产模式的现代转型打破了既有的大学科学研究的学科依附壁垒，改变了大学科学研究的组织方式。因此，基于国家和社会需求导向的跨学科协同研究等多种知识生产模式，成为个体自由探索研究之外的重要研究范式和大学科学研究的必然选择。
20世纪，大学毋庸置疑地成为知识生产的关键机构。就新知识的生产而言，现代社会还没有创造出任何可以与大学相提并论的机构。[1]当前，大学的知识生产方式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如知识生产跨越了学科界限，组织方式变得“灵活”和“随机”，目标更加明确具体，等等，这些特征预示着大学的科学研究模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在知识生产方式发生重要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以学科为中心的、具有稳定组织边界的、封闭的、象牙塔式的大学知识生产方式，在面对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科技综合化、社会问题复杂化的挑战下，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知识生产方式的现代转型和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大学创新知识生产模式成为当代大学科学研究范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二战之后，知识生产演变理论不断涌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知识生产演变理论主要有小科学与大科学理论、模式1与模式2理论、学院科学与后学院科学理论等。虽然这几组理论描述的知识生产演变过程和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其共同目标都明确了知识生产现代转型的新趋势。
1962年，耶鲁大学教授、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戴雷克·普赖斯在“培格莱姆”讲演会上发表了四次讲演，论及科学自身的社会效应，在此基础上完成《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他在此书中首次提出了知识生产的小科学和大科学概念，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小科学与大科学理论。
普赖斯认为，大科学与小科学是相对应的。从小科学时代到大科学时代转变过程中，知识生产的规模、科学评价、交流方式、科研目标、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及报酬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就知识生产的规模而言，大科学时代比小科学时代具有更强的知识生产能力，能够产生更多的科学成果；在科学评价方面，大科学时代的科研协作难以评定每个人的学术贡献，而小科学时代的科学评价犹如“一把滑动的计算尺”，对所谓的“出类拔萃”进行等级评价；在知识交流方式方面，大科学时代的“科学通勤”①成为知识交流的重要方式，通过科研合作由人到人来交流知识，而不是小科学时代主要通过发表文章来进行学术交流；在科研目标方面，大科学时代科研协作和无形学院的出现以及良好科研设施都是为着科研的特殊目标而发生效应的，具有明确的目的性。简而言之，大科学是指在人、财、物三方面投入巨大的大规模科技研究活动，是相对于那种“私人资助的、以增长人类知识为目的、以个人兴趣为主导的自由研究”的小科学而言的。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大科学是小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科技活动的大融合与科技转化的周期越来越短也使得“集约型生产”和高效率的大科学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
知识生产模式的产生和转换具有历史连续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式知识生产组织如大学和科研机构等的扩张和分化，国家科技政策的强有力牵引，国家和市场对于科技成果的强大需求使得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不能够满足国家和市场的需要，因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从所谓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学科‘模式1’转变为以研究为基础的应用‘模式2’”[2]成为必然选择。正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必然，1994年，迈克尔·吉本斯等六位在科学(政策)研究领域杰出的学者，在分析知识生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知识生产对高等教育机构与市场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生产的模式1和模式2理论。
在模式1中，设置和解决问题的情境主要是一个特定共同体的学术兴趣所主导；在模式2中，知识处理是在一种应用的情境中进行的。模式1的知识生产是基于学科的，而模式2是跨学科的。模式1以同质性为特征，而模式2则是异质性的。在组织形式上，模式1是等级制且倾向于维持这一形式的；模式2则是非等级化异质性的，且是多变的。与模式1相比，模式2的知识生产担当了更多社会责任，且更加具有反思性。模式2涵盖了范围更广的、临时性的、混杂的从业者，他们在一些由特定的、本土的语境所定义的问题上进行合作。[3]
从模式1到模式2，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转型。首先，从模式1到模式2，反映了当前对知识生产的新模式的需求。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即布鲁诺·拉图尔描述的“科学”的文化向“研究”的文化的转变。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转变成共谋关系。[4]其次，模式2宣告了一个新的科研模式的出现。知识生成于“应用的语境”和各种各样的组织中，跨学科性越来越显著，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同行评议体系被一些经济的、政治的等额外标准所代替。
尽管吉本斯等人的理论对理解和指导当前大学科研组织形式及科研活动提供了创新的视角，也较为准确地把握了现代知识生产方式的变迁特征，但并不能够说，模式2就可以完全取代模式1，如果完全从模式2出发去描述概括当前及未来知识生产的全部形式和特征，就未免失之笼统与偏颇。没有模式1也就没有模式2，科学是源，应用是流。传统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方式(模式1)是模式2的基础和内在动力。现代知识生产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尤其是大学的知识生产方式，模式1更为重要，在模式1基础上开展模式2的知识生产是现代知识生产方式的必然趋势。如果忽视模式1，过分强调模式2，现代知识生产将不可持续，也就很难更好地服务国家和市场的需要。
对于当代科学的新变化，英国著名的科学家、科学哲学家齐曼也在其2000年出版的著作《真科学》一书中进行了全面考察。他在吸收了“模式2”和“学术资本主义”等一些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学院科学与后学院科学理论。齐曼认为，学院科学是一种高度个人主义的文化，是一种脱离世俗利益的纯探究活动，也是人类世代传承的一种主流文化形式，遵循的是默顿所描述的CUDOS②规范。而后学院科学是学院科学在“应用语境”下运转的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和新的生活方式，是学院科学向产业领域的延伸，体现出PLACE③的特征。简言之，后学院科学指的是一种“在科学组织、管理和执行方式中的彻底的、不可逆的、世界范围的变化”[5]。
从学院科学到后学院科学，实现了大学科学研究发展的逻辑转换。首先，科学已经发展到一个无法依赖个体独立工作来解决突出问题的阶段，成为一种集体的活动，研究者们共用设备并合著文章。而且，科学家关注的实践和基础问题在本质上都是跨学科的，需要集体的努力，设备复杂化也使研究朝着更集体的行动模式发展。其次，科学活动的指数增长已经到了“财政的上限”，科研可用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导致了对于责任和效率的要求，科学家面对的实现更明显的“物有所值”和“资源问责”的压力不断增加。另外，科技政策加剧了对资源的竞争，使得大学和企业的联系更紧密，而且资金越来越多地来自研究合同。[6]
普赖斯和吉本斯等六位学者与齐曼的知识生产方式理论虽然表述各异，侧重点也各不相同，但却存在着共识：即知识生产模式正在发生改变，科学系统处在转型中，研究议程正在发生变化，科学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日益密切。相对于传统的知识生产所表现出来的基于学科的、由学术兴趣所主导的、同行评议的等特征，“大科学”、“模式2”和“后学院科学”这几种理论显示了知识生产方式转型的一些新趋势。
(一)知识生产的情境化，使得科研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语境依赖性，更强调知识的效用
随着科学研究地位的凸显，大学越来越依赖科学研究来提升院校的声望，而面向国家和工业界需要的研究由于受到科技政策的引导和院校获得资源的强大动力影响正在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强调知识的应用性是一种越来越突出的趋势。科学的很多专业领域已经进入“定向”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战略性地引导科学研究朝着所设想的拟定目标发展成为知识生产的新趋势，对于国家和市场的语境依赖越来越强。基本科学知识被鼓励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科学被强制征用为国家研发系统的驱动力和为整个经济创造财富的发动机。[7]基于应用情境的知识生产，一直面临着不断的谈判、协商，直到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被兼顾为止，并且从知识生产的一开始就被期望能对工业、政府等有用。知识的效用成为科学研究重要的评判标准。
新的知识生产更多的是跨学科或超学科的组织模式，学科之间的沟通合作日益频繁和深入。沽丁曾提出，以专业化和混合构成的学科发展是任何科学实践的典型，知识生产从来不会孤立地产生，它总会涉及其他学科的要素。[8]知识生产的集体性和跨学科性，不仅预示着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还预示着科研是一种集体的、团队的活动，它们在共同的目标指引下获得学科和知识生产的共同发展。科学高度综合化使得个体独立开展研究工作以解决重大科学问题越来越困难，个人主义的研究文化正在被多学科团队合作文化所代替。
(三)知识生产的主体多元性和知识生产的组织多样性，使得科研的协同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知识’产业的增长，不仅带来‘知识’员工的增加和‘知识’生产场所的涌现……新兴的‘知识’机构正在兴起……更激进的变化目前正在进行中。”[9]知识生产场所的不断增多反映了知识生产主体的越来越多元化，同时，跨学科所形成的知识生产组织的异质性、多样性必然要求科研协同组织的形成。因此，整合积聚研究人员、经费、知识等资源和多方力量以达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研究应运而生，并成为一种新的主流的研究范式。
知识生产以社会发展和为人类服务为目标，促使人们对于科技发展对公共利益造成的可能影响越来越重视，知识生产的社会责任感因此而日益增强，研究者不能只关注研究本身而置其社会后果于不顾。社会问责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渗透，使得研究者对于研究结果的阐释和传播甚至对于研究问题的选择都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性。
(五)知识生产的杂合式的质量控制，使得科研的质量标准越来越高，同时要接受“阅听人”④不同标准的质量验收
面向国家和社会需要的现代知识生产的质量标准既要包含科学的自身标准，还要满足经费资助者的质量目标，这就导致知识生产的质量必然受到科学和市场杂合式控制。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和保持对市场的一定距离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但面向市场需要的研究则要求和市场紧密结合，因此，既要满足科学发展自身的需要，又要满足市场的需要，使得大学科学研究的质量标准越来越高，质量控制越来越复杂。为了获取研究资助，大学的研究者不得不与不同的“阅听人”共同讨论、互相选择以实现各自的质量目标，“阅听人”以各自不同的标准对研究质量及研究意义进行判断和验收，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科学研究满足“客户”需要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时代话语。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及其参与者的异质性，围绕着现实问题的应用情境，不同的参与者基于其代表的社会责任和利益诉求，将所需知识的特定要求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从而使得知识生产方式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开放性、动态性和协同性的特征。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不仅影响知识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涉及如何评价知识生产质量的问题。
大学是以知识为核心的学术组织，知识生产是其主要职能之一。克拉克认为，大学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10]。大学与知识生产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轭关系。从狭义的理解来看，知识生产就是研究的活动与过程。大学的科学研究是直接的知识生产活动。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必然对大学科学研究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知识生产方式所表现出的开放性特征，决定了大学所秉持的“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象牙塔科研理念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自身生存要求。尽管在许多国家，政府仍是高等教育资金的主要来源，但从研究系统的角度来看，对外部经费的需求鼓励了研究者去主动适应社会的需要。经费资助形式的变化使得任务驱动的研究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取向。以兴趣驱动的研究由于很难获得经费支持变得越来越艰难，其研究理念受到了任务驱动理念的威胁。“为社会需求而科研”的理念正在深刻影响着“为科研而科研”的价值追求。
独创性是知识生产的最高价值，但科技综合化和研究规模的扩大使得个人独立开展的研究活动变得越发困难。任务驱动的知识生产模式的出现，使知识生产越来越少地作为独立的活动而存在。因此，大学与社会其他组织，大学组织内部加强主体协同就成为大学科研的重要研究方式。大学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放弃知识生产的垄断地位，通过形式和功能的进一步扩展和多样化的组织协同促进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传统的大学科研往往局限于单一学科领域，在组织上通常是各学科各成体系，组建团队，独立开展课题研究。这种传统的以学科或专业为基础形成的“内生性”的大学科研组织，因为其目标和利益的一致性而导致学科壁垒的形成，制约了学科间的联系和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面向国家和社会需要的知识生产方式客观上要求大学的科研组织是跨学科的，这种“外生性”的跨学科科研组织具有人才的流动性和机制的灵活性，知识生产更加动态和开放，资源的配置更为优化等特征，比传统的知识生产组织具有更大的优势。就目前大学科研实践而言，跨学科知识生产组织的建立需要消除学科之间的壁垒，破除现有的大学科研组织的体制机制障碍，对传统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科研组织进行必要的解构。因此，促进跨学科的组织变革的前提和基础是大学科研体制机制创新。
大学的科研评价是为了提高科研质量和对科研经费的分配及使用进行问责而建立起来的。传统的大学科学研究的质量主要通过同行评议来保证。但知识生产的跨学科趋势、主体多元性和组织多样性趋势等使得知识生产参与者的不同质量标准都将进入质量控制的过程之中。尤其是随着科研资助者对其投资回报的强调，大学科研资助的供给者——客户的质量评价成为大学科学研究的指挥棒。科学研究质量控制标准多样性也使得大学的科研评价表现出了从同行评议向兼顾科研利益相关者评价的转变。
大学的科研工作者在越来越倾向于应用的情境下的工作使得他们对于其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更为敏感。政府作为大学科研最大、最重要的“客户”，其政策直接引导着大学科学研究的理念、方向、方法和目标，国家需要因此而成为大学科学研究最优先的价值选择。旨在通过服务于国家需要的科技政策的确立，使得大学科研的优先次序从以个人兴趣为导向转向以国家需求为导向。
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打破了既有的大学与学科依附壁垒，极大拓展了大学知识生产的功能，提高了大学科学研究的社会地位，大学的科学研究逐渐由大学内部逻辑导向转变为内部逻辑导向与外部逻辑导向兼顾。大学科学研究，在内部的渐进式调整以被动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基础上，正在转变为外部激进式的变革驱动大学科学研究主动参与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
大学科学研究具有特殊性。一方面，大学科学研究要适应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以履行服务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大学科学研究也要保持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以践行其对真理的追求，即大学科学研究要允许市场驱动与学术驱动并肩而行，独立研究与协同研究并行不悖，个人兴趣与国家需求并驾齐驱。虽然新的知识生产方式是对传统知识生产方式的改造和超越，但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依然在大学中占据显著地位，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不是对传统知识生产方式的完全否定。在吉本斯等六位学者看来，模式1和模式2虽有不同但却是相互作用的，模式2内生于模式1的实践中，不是要替代模式1，只是模式1的补充。[11]齐曼认为：“从历史上看，后学院科学产生于学院科学，与后者交叠，保持了后者的很多特征，执行了很多统一的功能，并位于极其相似的社会空间。”[12]因此，多种知识生产模式并存是大学科学研究的必然选择。
高等教育专家埃里克·阿什比提出了一所大学要继续生存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足够稳定地保持它得以产生的理念，二是必须有足够的行动同支撑它的社会保持联系。[13]一方面，大学要保持其独立、自由探索之精神；另一方面，大学要与社会保持紧密联系，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开展满足社会需要的科学研究，服务于社会发展。在当前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中，大学既要立足于小科学、学院科学，以模式1的知识生产方式为基础；同时，也要立足于大科学、后学院科学，以模式2的知识生产方式为创新模式，强化对国家、社会需求的适应和满足。
第二，多种知识生产模式并存是由大学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知识生产的主体地位决定的。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指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知识创新的主体，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实际上，高校已完全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方方面面。[14]作为国家创新系统中知识生产主体的大学，既要有“为知识而知识”的知识生产方式，也要有“为社会而知识”的知识生产方式。固守其中一种知识生产方式都是不可取的。以兴趣主导、以学科为基础、“为知识而知识”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代知识生产的内在复杂性及大学科学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多种知识生产方式并存，并促进它们的合作和联系是当代大学科学研究的必然选择。
从小科学到大科学，从学院科学到后学院科学，当代大学知识生产方式越来越复杂，对人类的生产和实践活动影响越来越大。在知识生产向更广泛领域的拓展及其对社会资源依赖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大学科学研究也日益受到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知识生产的内在复杂性使得大学的科学研究难以遵循任何单一的知识生产模式来描绘知识生产的图景，从而要求不同知识生产模式的共生和融合。大学科研过程中多种知识生产模式的相互渗透是推动当代大学科学研究发展的前提。
以学科或专业为单位而划分的、以个人兴趣为主导的、以教师个体及其带领的团队为主体、“为知识而知识”的大学既有科研模式，有利于新知识的发现和发展，坚定了大学作为知识殿堂的崇高理想，但独立进行的科研活动缺乏其他学科的方法和视野的开拓，忽略了“不同学科发展认识原理上存在的同型性”，容易出现“重复发现同样的原理，因为在一个领域被发现的理论已经在其他领域出现了”。[15]面对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科学研究提出的挑战和期望，在知识生产模式现代转型的背景下，大学科学研究模式需要在保持传统知识生产模式基础上创新科研模式。
大学科研的优先次序从以个人兴趣为导向到以国家需求为导向的转变，赋予了大学服务于国家需要的明确使命，解决国家在其发展战略中的重大科学问题的任务成为大学科学研究的优先价值选择。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多主体协同开放的模式就是以国家重大需求作为大学科学研究的目标，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大学与社会组织、大学内部组织之间的协同合作，形成开放的研究文化，整合大学内外部资源，构建创新优势的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这种知识生产模式的特点是多主体协同，解决国家急需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这种模式的难点在于：如何突破传统的学科壁垒和组织壁垒形成跨学科的研究组织，如何突破大团队之间的体制机制障碍。因此，必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开放组织边界，促进多方力量的实质性参与，实现内部与外部资源的互补和融合，形成多主体协同的开放科研模式。目前正在推进的“2011计划”就属于这种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多元主体协同的开放式科研模式。
学科交叉科研模式是知识生产复杂化的内在要求，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合同制动态学科交叉研究模式是顺应知识综合化发展趋势而形成的具有跨学科特性的知识生产模式。这种模式是指，在共同研究目标指导下，由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相互合作共同形成的动态科研组织模式，科研组织是临时性的但团队成员又是紧密合作的组织，科研人员自由流动、动态管理。动态学科交叉模式客观要求不同学科的创新要素能够整合为一个整体的有机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学科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需要协同才能促进学科交叉，形成知识系统的不断渗透和融合。这种知识生产模式在大学科学研究中早不鲜见，但成效却不明显，原因在于：在学科交叉过程中，内、外部要素没有形成有效协同，知识系统没有形成渗透和融合，只是形式上的学科交叉而缺乏实质性的融合。因此，需要进一步改进科研管理体制，形成学科实质性交叉融合的激励机制。
随着知识生产效用性的强化，大学科学研究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把科研与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经济、科技、教育和社会进步产生了日益显著的促进作用。适应工程需要的“产学研一体化”模式是指，围绕工程需要，大学和其他社会组织相互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研究、开发、生产一体化的先进系统，并在运行过程中体现出综合优势，实现产业发展与学术研究的联动。[16]这种模式不仅能够解决大学科研与工程需要长期脱节的问题，更有助于知识的创新和发展。如依托于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功地解决了世界最大跨度钢拱桥——上海卢浦大桥，以及世界最大跨度斜拉桥——苏通长江大桥等国家重大基础工程项目中的关键科技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7]这种知识生产模式的核心在于：研究、开发、生产过程中必须冲破传统学科观念和因之而形成的科研管理体制的束缚，激发大学蕴藏的巨大智力和技术资源，将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紧密结合，形成产学研相互支持的良性循环。
在知识生产模式现代转型过程中，任务导向的大学科研理念和客户评价的科研评价的转变以及竞争性的科研资助使得大学的科学研究在开展之初就有了明确的客户，知识成为一种可以交换的商品。通过市场的方式与客户之间在相互选择的过程中达成协议，并订立研究合同，而实现各取所需。这种以“技术合同”为纽带的定向服务模式，研究目标明确，服务对象明确，任务明确，成果形式明确，成果评价标准明确，成果产权归属明确。企业或者其他社会组织通过“契约”购买大学研究者的技术服务，形成公平的、互利的权利关系。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模式，以“技术合同”为纽带，在为企业或者其他社会组织提供定向技术服务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成果达不到客户的预期目标，客户对于研发的时间要求和大学研究者多重工作任务之间存在矛盾，经常变更合同，合同经费无法落实，从而使合同研究无法完全履行，影响了大学和客户间的深入合作。因此，大学和客户需要共同遵从合同明确的责任和权利，以契约精神约束双方的行为，促进大学和客户的技术合作。
虽然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对大学的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大学学术性组织的本质要求大学应遵循科学研究的内在逻辑。以打造特色研究的他组织模式要求大学在遵循科学研究内在逻辑基础上，结合大学的现实情况，准确定位自身的科研目标，形成一个重点学科主导、多个学科协同的跨学科优势，形成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调整、重组和优化科技资源，有目的地积聚一批优秀的科研人员全力打造优势突出的特色研究，树立自己的科研品牌，形成大学的核心竞争力。这种模式需要通过大学的行政力量来促进特色研究组织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大学科技政策的支持，需要有明确的规划，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有目的、有计划地去组织实施。而科研自组织模式则是科研工作者不通过外部指令，而是根据各自的兴趣自由形成的松散的科研组织，在通过发挥各自功能基础上，自动形成的有序结构。科学活动本质上是基于兴趣的活动，由科研共同兴趣而形成的自组织功能愈强，其保持和产生新知识的能力也就愈强。大学要大力鼓励和支持科研自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加强培育，促进他组织和自组织的协调发展。
知识生产方式的改变创新了大学的科研模式。以技术合同为纽带的定向科研模式，包含着预设的研究目标和研究结果，与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是自相矛盾的。故应确保大学科研多主体协同开放和学科交叉模式的顺利实施，在“市场化”和遵循科学研究规律之间保持张力和平衡。
①“科学通勤”是指，由于交通运输的便利和优秀科学家群体的涌现，使得学术交流的方式更多地依赖学者的科研合作来交流知识信息，而不是像以往主要通过科学论文发表来进行知识信息交流。
④“阅听人”概念引自理查德·惠特利所著《科学的智力组织和社会组织》，指的是评价、应用科研成果，并对科学研究提供资源支持的群体、组织乃至个人，既包括科学场域内的研究者，还包括与科学紧密相关的其他各种群体、组织和个人。
[1][4][9]海尔格·诺沃特尼，等.反思科学：不确定性时代的知识与公众[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89、2、17.
[2]理查德·惠特利.科学的智力组织和社会组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
[3]迈克尔·吉本斯，等.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10]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3.
[14]彭亚辉.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高校科研组织方式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1，(23).
[15]鲁兴启.当代科研模式呼唤研究方法的变革[J].科学学研究，2002，(1).
[16]郝振省.产学研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三点思考[N].中国图书商报，2013-01-15.
[17]刘国瑜.大学科研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探讨[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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