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视觉隐喻是军事摄影图像“含蓄意指”生产与实现传播效果优化重要修辞手法
视觉隐喻是军事摄影图像“含蓄意指”生产与实现传播效果优化重要修辞手法。当前业界鲜有以视觉隐喻修辞为理论支点进行研究与分析的学术成果。本文将从视觉隐喻修辞的原理与运作机制出发，探析军事摄影的视觉隐喻修辞分析方法，力图拓展军事摄影批评的理论研究视角，以期对军事摄影图像建构与意义传达优化提供借鉴。
视觉修辞是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其研究的基本命题是探寻视觉符号在传播场域中的意义建构效果与机制，即“图像如何以修辞的方式作用于观看者”。在视觉修辞的理论系统中，隐喻修辞的运作机制与意义建构逻辑相对丰富，视觉隐喻修辞被学者视为图像意义建构最为关键的修辞格。解构文本的意义系统，研究其“含蓄意指”的生产机制，是军事摄影领域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视角。
美国著名媒介批评家罗伯特L·萨勇曾说，批评大众媒介便是对人类的探索，从孕育人类命运的用意上看，这比登上月球重要。媒介批评，就是对大众传播媒介及其产品的分析、批评,是对媒介产品与自身作用的理性思考。媒介批评在军事摄影乃至军事新闻领域尚未形成成熟与系统的学术规模，且在学术理论上的更新与发展相对滞后。媒介批评扮演着媒介产品生产后的“媒体监察人”角色，对于媒介产品的优劣具有一定的监督作用。在媒介批评的学术支持下，能指导与启发媒介产品的生产优化，而更多优质媒介产品的诞生亦能促进媒介批评的学术繁荣。在既有的军事摄影研究成果中，以“实践经验总结类”的成果居多，内容上聚焦于对军事摄影的操作层面进行实践总结与方法凝练，或是摄影记者基于自身多年报道经验的总结与感悟，从相关图像理论或学科交叉角度的研究成果存在空缺。
视觉修辞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线年代，真正进入国内学界并成为研究热点的时间则更晚一些。国内视觉修辞研究主要聚焦于新闻传播领域，其中以广告、影视艺术、摄影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居多，对于视觉修辞理论的研究与梳理成果较少。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涛是国内从事视觉修辞研究的著名学者，其关于视觉修辞研究的学术成果对运用视觉修辞理论开展媒介分析研究具有极强的学术借鉴与参考意义，是国内视觉修辞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在《视觉修辞学术起源与意义机制：一个学术史的考察》一文中，他系统呈现与阐述了视觉修辞研究的学术起源、学术脉络与意义机制。
1970年，语言传播学会（SCA）主办的美国修辞学大会（NCR）提出并倡导“视觉修辞”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在机构实践层面宣布并认可了视觉修辞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合法性，成为视觉修辞史上一个里程碑事件。罗兰·巴特《图像的修辞》、鲁道夫·阿恩海的《视觉思维》、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也被业界学者视为视觉修辞研究领域的三大奠基性成果。对于视觉修辞这一学术命题的定义，学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态。2004年，查尔斯·希尔和玛格丽特·赫尔默合编了视觉修辞领域第一本学术著作——《定义视觉修辞》，收录了16篇有关视觉修辞的学术文献。该著作中写道，视觉修辞研究的基本命题是探索与研究视觉符号在传播场域中的意义建构效果，即图像如何以修辞的方式作用于观者。国外学界对于视觉修辞的研究起步早于国内，且学术研究范式与理论总结更为成熟，成果也较为丰硕。
视觉隐喻主张运用一种认知体系或概念系统来取代另一种认知体系或概念系统。在视觉隐喻实践中，需要达成从喻体（源域）到本体（目标域）的意象建构过程。视觉隐喻不同于语言隐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喻体和本体“在场”方式的差异。视觉隐喻中的本体和喻体并不总是同时“在场”。根据本体与喻体的“在场”方式差异，区分出视觉隐喻的两种意义生产机制—构成性视觉隐喻和概念性视觉隐喻。从视觉形式呈现上看，视觉隐喻表现为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视觉图式借用与文化语境置换，且伴随着观点的生产与形成。视觉隐喻的理论思维与应用实践体现了元素组合与聚合关系的符号学结构。
构成性视觉隐喻修辞昭示着喻体（源域）与本体（目标域）同时存在于统一视觉框架之中。不同视觉元素在同一空间维度上的拼接，从而呈现出“A是B”这样的隐喻思维与意义逻辑。喻体和本体的同时“在场”是图像形成构成性隐喻并产生意义机制的根本视觉结构前提。
通过定格喻体与本体“共存”于同一视觉框架之内的画面，图像生产者以“在场”的视觉建构原则完成意象映射与观念传达的传播目标。在运用构成性视觉隐喻修辞的军事摄影作品当中，喻体与本体由于同处于统一视觉框架之中，两者之间的意义指涉主要依赖于视觉元素的空间结构对话。因此，无论是观者对图像修辞逻辑的读取，或是图像建构者对修辞实践的运用，其首要前提均是对某一特定空间维度中存在的喻体与本体资源进行区隔与甄别。以袁学军所摄的《英雄探妻》为例，画面中央挂满军功章的张良善神态悲伤（本体B资源），其背后是一片墓地（喻体A资源）。错落的墓碑在此图中形成了对痛失亲人的悲痛意境的指涉；张良善强忍泪水的悲伤神态与胸前的军功章，加之其背对墓地往前行走的姿态，形成了对军人强忍生离死别之痛、却又在职责使命驱使下继续负重前行的意象映射。在本体与喻体的映射逻辑之下，《英雄探妻》有效地传达出一种中国军人家国天下、重情重义的强烈情怀。
概念性视觉隐喻的意义生产逻辑与工作原理相对复杂。其显著特点表现为喻体“在场”而本体“离场”。喻体呈现为“在场”的视觉内容与元素，而本体则指向某种抽象的概念景观图像。在概念性视觉隐喻结构中，本体是想象的产物，而对想象概念或视觉景观的心理描绘则依赖于“在场”的视觉符号所搭建的概念图式。概念性视觉隐喻体现为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概念性关联，而这一过程建立在对特定视觉意象的生产基础之上。由于本体视觉资源的“离场”，受众将依赖于图语之间的互文逻辑以及视觉认知的相似性原则展开概念提炼，从而在概念图式的心理建构上完成喻体到本体的系统跨域映射。概念性视觉隐喻修辞的达成，比构成性视觉隐喻修辞更依赖于受众自主认知机制的调动。因此，在运用概念性视觉隐喻修辞的图像中，受众与文本的互动交流往往呈现出更为活跃的状态。
刘应华于汶川大地震救援中所摄的《众志成城，托举生命》亦是一幅经典作品：图中身披雨衣的战士们从下至上密集分布，几乎掩盖住了地表的样貌。画面上方的战士托举一块躺着伤者的木板，画面下方的战士抬头仰视被托举的伤者。因此，此图中作为本体资源的“大地震”处于“离场”状态，借助标题文字与画面内容的互文逻辑，我们从作为喻体视觉资源的战士的托举与仰视可以判断出，躺在木板上的伤者是从山坡底部通过战士的人梯被向上运送，从而形成了对“地震造成地形错乱复杂、难以正常行走”的意义提取。
无论是构成性视觉隐喻或是概念性视觉隐喻修辞，在视觉修辞实践的意义机制运作过程中均携带着明确的视觉劝服目的。与符号学分析不同，以视觉隐喻为代表的修辞分析携带着强烈的问题导向，并昭示出对文本传播效果更多的理论关注。对样本视觉隐喻修辞策略的原理与机制的解析，从宏观知识域上回答了军事摄影图像“怎么传”的问题。视觉隐喻修辞策略本质上是围绕着对受众的价值认同而运作。按照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人格分层理论，视觉文本中的价值认同建构从本质上属于“集体无意识”的唤起。视觉隐喻修辞对于图像建构的优化体现在：对社会的文化意象、价值观念与历史记忆产生联结，并逐步建构起整个社会的媒介镜像，引导受众进入视觉传播者预设的价值认同轨道。
对军事摄影的视觉劝服分析，需要回答的是观者通过哪些文化意象对传播者预设宣传观念产生了深层勾连，或是对受众某种过往知识经验与文化意识的唤起。视觉劝服的产生，是在视觉修辞实践达成的基础上，依赖于特定文化意象的建构，或是对各种“约定俗成”的语义的有效勾连与映射。而在文化意象的堆砌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社会公共议题的激活，由此进一步推动普遍价值认同的形成。由此可见，有效激活社会公共议题，从而发挥社会舆论引导功能，是军事摄影的媒介职责所在。
如前所述，视觉劝服话语诉诸于特定视觉景观的堆砌形成文化意象的建构，从而引导受众形成价值认同。结合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可进一步推导出一条理论脉络：视觉修辞的终极目标是形成对“含蓄意指”与“神话”的指涉，即对文化意象的深层含义挖掘；文化意象的建构则落足于特定价值观念的提炼与概括，而这一过程务必诉诸于一定的认知机制。因此，从视觉文本消费的维度出发，引导受众从感性消费向理性消费过渡，从瞬时性认同向长久性认知转变，是视觉劝服需要探讨的重要命题。从认知心理学的构造角度来讲，对视觉文本的感性消费诉诸于启发性认知机制，而理性消费诉诸于系统性认知机制。从图像生产者的角度出发，当以优化视觉劝服效果为图像建构的终极目标时，所捕捉的视觉景观应首先与某种特定的终极性价值观产生意义指涉上的联结关系，这便涉及到图像建构者和媒介组织对报道对象的主题策划、图像采集规划等顶层设计层面的优化水准。
有学者指出，在泛视觉化趋势加剧化的融媒体时代，具备社会责任感的视觉传播者务必借助视觉修辞策略建构人们对历史、文化与价值的认同感。军事摄影由于携带着较为显著的主旋律宣传色彩，研究者或观者往往没有将其纳入“常规”的消费性视觉文本范畴。在现代化媒介生态环境下，受众对视觉文本的消费需求强烈，军事摄影不能脱离整个现代文本消费环境而独立存在。对军事新闻摄影的图像理论研究，亦不能因“阻力”而无所建树。本文秉持“抛砖引玉”的学术姿态，通过视觉隐喻修辞的原理解构与分析，力图为军事摄影研究提供新的媒介批评视角与图像生产方法，从而为军事摄影的图像理论研究创新与学术争鸣贡献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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