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角直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角直去；他很爱他的家.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潮.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赞成了!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我们的办法天然是失败了,风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晨报》副张,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见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这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他来了,教我上车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住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吧.”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的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 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在杭州待了两个月,
2016-02-04展开全部叶圣陶一向主张作文要说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
1940年初夏，叶圣陶来到成都，在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科学馆工作。他白天去办公，晚上教儿女们写写文章。常常在晚饭之后，把油灯移到桌子中央，至善、至美、至诚就凑着光亮，认真地听父亲讲解。有时候，儿女们也和父亲热烈讨论。他们每人每星期交一篇文章。叶圣陶一向主张作文要说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对儿女们的作文，他也从来不出题目，随他们写去。这也是他们一天中最感兴味的时刻。叶圣陶一边看他们的文章，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式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遇到看不明白的地方，他就问孩子们：“原来是怎么想的？到底想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表达不出来？怎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他问得十分仔细，简直就是严格的考试，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考试。孩子们都乐意参加这样的考试。
但是，对于叶圣陶，到了成都以后，使他格外高兴的事，却要算和朱自清的朝夕相见了。几十年来，这两位作家亲似手足。朱自清曾写过《我所见的叶圣陶》、《叶圣陶的短篇小说》等文章。1931年8月，朱自清由北平动身访问欧洲，就是在叶圣陶鼓动下，才写出了《欧游杂记》的。朱自清在这本书的“自序”里，曾提到叶圣陶帮助“设计”、“题字”、“校对”等。叶圣陶曾写过《与佩弦》的散文，讲述他们之间的友情：
促膝谈心，随兴趣之所至，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时而论书，时而评画；时而纵谈时局，品鉴人伦；时而剖析玄理，密诉衷曲……可谓随意之极致了。这当儿，名誉之心是没有的，利益的心是没有的，顾忌欺诳等心也都没有，只为着看出内心而说话，说其不得不说。其味甘而永，无所不领会，真可说彼此“如见其肺肝然”的。
现在，很难得他们同处一地，又在一起工作，还先后合编了《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作为中学生学习国文的课外读物，列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丛书”出版。
为了浇灌《中学生》这块抗战时期青年的精神家园，叶圣陶1945年9月离开成都到重庆，住在螃蟹井开明书店那个局促的小楼上。看稿编稿，和作者、读者书信联系，甚至校对都由他自己动手。他热情、认真、宽容，一心一意为作者和读者服务。来稿只要有可用之处，他就诚恳地提出修改意见。赵景深在《文心剪影》里说：“他的复信措词谦抑，字迹圆润丰满，正显出他那谦和而又诚实的心。”正如当年他主编《小说月报》曾精心培育了一大批后来成为新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时那样。他那种公而忘私的精神和工作态度，给予年青一代的教育、鼓舞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当时《中学生》杂志一位年轻编辑后来回忆说：“他是实际的教育家，但不是取教训态度的老师，而是取辅导态度的顾问……他是热忱的事业家，在编辑部不是做官当老爷，而是脚踏实地，以身作则，放手让青年编辑在实践中锻炼，有合理的建议欣然采纳，对可用的稿件热诚支持，有忽略的地方及时提醒，有弄错的地方予以纠正。”这就是真正的教育者的榜样。在他身上似乎更多的是儒家思想，从他为自己的儿女取名至善、至美、至诚可以看出，他追求的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境界。但是，他又能根据时代的潮流而有所取舍，不断前进。
写作文的时候如果要说有的人说,还有的人说.可以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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