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從學前教育、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職業教育，每一項政策，每一份通知，都能牽動千萬家庭的心
從學前教育、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職業教育，每一項政策，每一份通知，都能牽動千萬家庭的心。
關於教育，沒有簡單的問題，更沒有簡單的、立竿見影的解決方案。樁樁件件，都是硬骨頭，都要“死磕”，都要打持久戰。
教育本身，承載著國人厚重的期待﹔“努力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是一份庄嚴承諾。
2018年，改變依然在一點點發生。治理校外培訓，公布高中新課標，舉行全國本科教育工作會議……建設教育強國、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新征程，已經開啟。
2018年1月，教育部印發《普通高中課程方案和語文等學科課程標准(2017年版)》，正式公布了高中新課標。加強中華傳統文化教育是這次課標修訂的重點之一，其中，語文課標最突出。
變化不僅僅來自語文學科。實際上，這一新課程標准，是對教育部2003年頒布實施的普通高中課程方案的修訂。修訂歷時4年，組織了260多位專家參與。
教育部教材局局長鄭富芝表示，本次修訂的亮點之一是課標中首次研制了學科核心素養和學業質量標准。它明確了學生學習該學科課程后應形成的正確價值觀念、必備品格和關鍵能力。學業質量則是對學生方面發展狀況的綜合衡量，改變過去單純看知識、技能的掌握程度，引導教學更加關注育人目的。
為了適應新高考的要求，修訂版本的方案中，也把高中學習內容分成了必修課、選擇性必修課和選修課。
高中課程是實現高中階段育人目標的重要載體，也體現著國家意志。專家們說，修訂新課標，他們戰戰兢兢，十分慎重。而萬變不離其宗，立德樹人，素質教育，貫穿始終。
2018年年初，教育部發布《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准》(以下簡稱《國標》)。這是向全國、全世界發布的第一個高等教育教學質量國家標准。
我國高校共有92個本科專業類、587個本科專業、56000多個專業布點。但是專業辦得好不好，拿什麼尺子來量？“質量為王，標准先行。專業是高等學校人才培養的基本單元，有了標准才能加強引導、加強監管、加強問責。”吳岩說。
於是，2013年4月，教育部委托92個專業類教學指導委員會啟動了《國標》研制工作，前后歷時4年多，先后組織了幾百場工作研討會和征求意見會。參與《國標》研制工作的專家教授達5000多人，其中還有兩院院士。
首次頒布的國標有三大特點。一是既有“規矩”又有“空間”，形象地說就是“保底不封頂”。二是既有“底線”又有“目標”，“兜底線、保合格”的同時，也對提升質量提出前瞻性要求﹔三是既有“定性”又有“定量”。既對各專業類標准提出定性要求，同時注重量化指標，做到可比較、可核查。
從年初就開始三令五申，到了年尾，教育部交出了一張初步成績單——全國共摸排校外培訓機構401050所，存在問題機構272842所，現已完成整改211225所，完成整改率77.42%。
今年2月，教育部辦公廳等四部門聯合發布《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強調要堅決糾正校外培訓機構開展學科類培訓出現的“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等不良行為。8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於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這是第一個在國家層面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系統性文件。它突出問題導向，著眼於“誰來管”“管什麼”“怎麼管”，提出了六方面具體措施，明確了相關任務和政策要求。
目前，教育部已建成全國統一的集規范、監管、舉報、服務於一體的中小學生校外培訓機構管理服務平台，將陸續面向社會公布校外培訓機構黑白名單等信息。
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說，校外培訓治理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但也“僅僅邁出了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課業負擔改革征程的重要一步”。一切任重道遠，必須久久為功。
2018年2月，教育部發出公告，對規范競賽管理提出了“明確管理權限、重新登記核准、嚴格組織實施、強化日常監管、約束結果使用、推動社會共治”等舉措，查處了一些違規舉辦的競賽活動。
9月，教育部辦公廳又印發了面向中小學生的全國性競賽活動管理辦法，繼續強調原則上不舉辦面向義務教育階段的全國性競賽活動。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指出，競賽數量要嚴格控制，清單之外的競賽一律不得組織舉行﹔要堅持公益性，競賽一律不得收費。
長期以來，各類競賽特別是奧數類的學科競賽，讓家長在疲於奔命的同時又趨之若鹜，形成了中國教育的怪圈。北京市第十八中學校長管杰表示，基礎教育的各種競賽都納入了教育行政部門管理之中，斬斷了相關的利益鏈，大大減輕了家長的經濟負擔。
向競賽出手，是為了給中小學生健康成長全面發展營造良好環境。但從根源上看，“競賽熱”還是因為教育發展不均衡。關鍵還是要加大區域教育的優質均衡建設力度，讓老百姓在基礎教育領域有更多獲得感。
2018年4月，教育部發布《高等學校人工智能創新行動計劃》，對高校提出了三大類18項重點任務，引導高校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提高人工智能領域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和國際合作交流等能力。
時間表已經給出：2020年，要基本完成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的高校科技創新體系和學科體系的優化布局﹔到2030年，高校要成為建設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引領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的人才高地。
在人工智能生態鏈中，高校處於科技第一生產力、人才第一資源、創新第一動力的結合點，它要為我國人工智能發展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撐。截至2017年12月，全國共有71所高校圍繞人工智能領域設置了86個二級學科或交叉學科，而教育部也提出，要增加人工智能領域研究生招生指標，要科學合理、穩步有序擴大人才培養規模。“我國高校要把人工智能人才培養放在基礎地位，把人工智能綜合創新擺在核心地位，從而把中國的高校建成全球人工智能科技創新的重要策源地。”中國工程院院士潘雲鶴這樣建議。
“玩命的中學、快樂的大學”現象應扭轉！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全國高等學校本科生教育工作會議上的這句話，一下子成了流傳甚廣的金句。
他在會議上強調的是，高教大計，本科為本﹔本科不牢，地動山搖。高校要回歸大學的本質職能，把“培養人”作為根本任務﹔要調整思路，把人才培養的質量和效果作為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准。
陳寶生特別指出，學生就應該刻苦讀書學習。大學生的成長成才不是輕輕鬆鬆、玩玩游戲就能實現的。他還專門強調，要改變學生輕輕鬆鬆就能畢業的情況，真正把內涵建設、質量提升體現在每一個學生的學習成果上。
華中科技大學副校長許曉東曾告訴科技日報記者，讓學生“嚴出”，不單是個管理問題。歸根結底，高校還是要從每門課上去下功夫，保証課堂有內容、有質量。
2018年10月，教育部又下發《關於加快建設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的意見》等多份文件，專治“學生不好好學”和“老師不好好教”。這些文件的目標也非常明確——到2035年，形成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本科教育。
快遞員送來的是北京大學錄取通知書。崔慶濤一家是建檔貧困戶。父親叫孩子別擔心學費。“等你們幾個讀出來了，我們家的好日子就來了。”類似的故事，每年都會在高考錄取季上演。崔慶濤們能夠沒有后顧之憂地上大學，也得益於國家學生資助政策體系的建立健全。
據介紹，我國的學生資助工作做到了“三個全覆蓋”，即各個教育階段全覆蓋、公辦民辦學校全覆蓋、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全覆蓋，基本做到了“應助盡助”，在我國基本實現了“不讓一個學生因家庭經濟困難而失學”的目標。
截至2018年8月31日，已經有384萬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辦理了助學貸款，合同總金額275億元，超過了去年全年貸款發放金額﹔截至9月4日，高校已報到新生中有13.6%的學生通過“綠色通道”順利入學。教育部財務司副司長趙建軍指出，資助工作要從過去主要幫助解決學生學習費用的經濟資助，發展到更加注重資助育人的新模式上，教育和引導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正確面對困難。
試行了十年的《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師范生免費教育實施辦法(試行)》廢止了。2018年8月，《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師范生公費教育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辦法》)頒布，其標志著我國師范生免費教育升級為新時代的“公費教育”。
截至2017年，已累計招收免費師范生10.1萬人，在校就讀3.1萬人，畢業履約7萬人，其中90%到中西部省份中小學任教，許多中西部地區中小學實現了接收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高校畢業生“零的突破”。
之所以在此時出台《辦法》，教育部相關負責人表示，師范生免費教育是培養高素質教師隊伍的一項重要舉措，為更好地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亟待在招生錄取、人才培養、就業履約、履約管理、條件保障等環節進一步完善政策。
此次“升級”，將公費師范生的履約年限由10年縮減到了6年，公費師范生享受免繳學費、住宿費和補助生活費“兩免一補”公費培養，以及畢業后安排就業並保証入編入崗等優惠政策。“免費師范生”成為歷史，但吸引優秀人才從教、培養黨和人民滿意的“四有”好老師的努力，還在繼續。
兩百余所貧困地區中學通過觀看直播，和名校成都七中同步上課。多年來，有的學校出了省狀元，有的本科升學率漲了幾倍。屏幕，真的能夠拉近本該差異懸殊的教育的水平線嗎？
有人認為，它看似不合常理，但奇跡確實發生了。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張杰夫研究成都七中網課模式十余年，他告訴科技日報記者，遠程直播班是把最優質的教育資源給到弱勢群體，讓偏遠民族地區的孩子看到了希望。有人認為，這是夸大了技術的力量。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副研究員高政提醒，在討論貧困地區有多少學生考上名校時，還要注意國家政策這一“變量”——2012年起，教育部等部委聯合設計並實施了針對農村貧困地區的三個定向招生專項計劃，進入這些專項計劃的學生，名校錄取分數線可以下降幾十到上百分。“與理念的更新相比，技術所能帶來的影響有限。”高政說。
不管屏幕究竟能不能改變命運，但更多的人開始關注偏遠地區的教育質量問題。加大教育投入，發展普惠教育，增強當地師資才是治本之策。
以老帶新、升級課程、縮減課時，校外培訓機構“花式漲價”沒商量記者近日在廣州、武漢等地調查發現，今年9月開學以來，校外培訓機構都有不同程度的漲價，特別是一些大型知名培訓機構，不僅規模在不斷擴大，而且漲價也“沒商量”。【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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