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和而不同”取向的比较教育属于中国教育的改革，“和而不同”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文化动力
“和而不同”取向的比较教育属于中国教育的改革，“和而不同”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文化动力。
和而不同取向的比较教育就是深刻理解和而不同的创新意义，通过对他国教育经验进行有分析的借鉴，发现本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切入点，通过和而不同，达到创新，促成教育的变革。这也应是中国整个教育科学发展的一个取向。
“和而不同”应是包括比较教育研究者在内的教育研究者推动本国或本地区教育创新的哲学。同时，“和而不同”也应是比较教育研究者的伦理规范。这就是说，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几代人集体的奋斗。中国教育研究者在这个集体中，对中外教育进行研究，应当有宽阔的视野，有平等与相互尊重的态度，扎根民族土壤，超越已有经验与理论的胆识，与实践者一起开辟中国教育的未来。
以德为宗的、重视直觉思维方式的中国的生命哲学和价值哲学认识论欠缺科学的知识论和理性的知识论。而以自然的本原和原则作为出发点的西方哲学知识论，注重的是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区分，注重的是主体自身的批判性反思传统。中国经过“五四运动”认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西方重科学与逻辑的认识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认识论的发展。另外，20世纪西方哲学思维模式开始了历史性转化，西方思想界在试图跳出单纯强调主体性与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过程中产生了主体间性哲学。舒茨(A.Shutz)又强调主体间性是人类存在的普遍性条件：“主体间性是人类在世界上存在的最根本的本体范畴……对我们来说，主体间性是人类存在的其他范畴的基础。”[33]这样，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和西方的认识论有了对话，有了深入的理解和融合。
具体地说，自胡塞尔开启主体间性思想探索之门后(但“胡塞尔根本不是以这样一种主体的相互交融为预想前提的……”[34])，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此在之独在是一种残缺的样式。”[35]这里，海德格尔进一步揭示了主体间性所具有的诸主体存在的特质，即诸主体共同此在，并不可分离。主体间性就表现为现代西方哲学对中国“和而不同”的遥远回应。我们运用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要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在多元世界积极开展对话交流，加强理解，形成世界中的自我的主体性，并促进共生共荣。其实，在与现代哲学，特别是与主体间性哲学沟通中，经过时代转换的“和而不同”已不再是中国封建社会君子道德层面上的思想了，而是具有了自己现实生命力的属于当下与未来的思维了。与主体间性哲学思想对话的和而不同也适用于观察发达国家教育发展的大势。
经由海德格尔以及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人的努力，人们逐步认识到主体性思维的局限性表现在其总是运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人为地构造出一个唯我独尊的中心。但实际上，主体意识只有在有参照系状态下才能形成，只有在共同存在、互联互动的过程中才能形成。传统的以主体的孤立、突出来达到主体意识的形成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种西方传统思维也就导致了主体性的衰落。但是，个体与主体性在主体间性理论中都是不能回避的内核。如果我们大讲主体间性，而忽略个体和主体性，那么实际上就在逻辑上取消了“主体间性”中的主体。主体间性理论不是最终的真理，它继续的探索就是要客服既来自主体性，却又试图扬弃主体性的悖论。当代世界人类的思维开始沿着主体间性开启方向，思考并理解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异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拥有一个广阔而多维的视域与“和实生物”的未来世界。当然，这是理想世界，到达这个世界还有漫长的道路，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重要的是，思维路径已经清晰。
经过时代转换的、经历了与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对话，“和而不同”哲学内涵已不再是言教，而使之进入了现代人文科学和逻辑的空间，更加具有深刻的思辨性和鲜明的批判精神。它指示着任何事物发展的基本的、内在的法则。当然，它的意义所指对当代比较教育理论建设和教育实践都有着哲学上的指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进程的思想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36]这种历史趋势在当代越发强烈。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互动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正是因此，在教育领域坚持和而不同，发挥比较教育前沿学科的作用，成为时代的必然。
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教育的研究对于研究者来说，仍然要积极发挥主体性作用，积极参与中国—世界教育的互动过程，同时以平等与相互尊重的态度探索不同民族国家教育演变的特点与走向，促进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并为世界教育新的发展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通过以上关于“和而不同”的补充论述，特别是概念史的研究使我们得以初探“和而不同”之多元交汇的图景。可以发现，和而不同包括了情怀、精神、哲学、社会正义和主体间的尊重、理解和跨文化对话等极为丰富的内涵。而这一切表明，“和而不同”正是基于中华民族土壤的、又经由跨文化对话的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文化动力。
很快我国就会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提升我国教育质量，是我国教育的历史使命。因此，积极开展把改革作为关键词的比较教育研究，并选择“和而不同”作为教育改革的文化推动力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突破将“和而不同”作为哲学思想的局限，将其扩展到更大的文化层面，是笔者对以往自己研究反思的结果。文化推动力不是纯粹的理论活动，它是植根于走向世界未来的中国实践的根本性需要之中的合力。当然，“和而不同”的哲学意义居于中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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